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成功之路及其启示
来源：公关世界
作者：刘占全 凌 霄
时间：201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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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人说，政治无处不在，人是不可以不政治的。何为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毛泽东也曾精辟指出，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可以说，政治是天底下最大的公共关系。这不是非要为公共关系这个舶来品带上政
有人说，政治无处不在，人是不可以不政治的。何为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毛泽东也曾精辟指出，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可以说，政治是天底下最大的公共关系。这不是非要为公共关系这个“舶来品”带上政治的帽子，也不是必须要为政治作公共关系角度的解读，而是因为，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开放的交叉学科，必须注意从政治学等其它学科中不断汲取自身学科需要的有益营养，以丰富新时代公关内容、拓展公关领域、提升公关境界，增长公关智慧。若要更好推动中国特色公关事业发展和公关理论创新，必须要不断发现、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与公共关系相关的历史故事和理论经验。本着这样的理念，本期我们刊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成功之路及其启示》一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一大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的小党，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建国时拥有448万名党员的执政党，从根本上说，靠的就是不忘初心，担当使命，确立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采取了科学务实的方针政策，靠的就是党在政治上的成功。
一、党在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挫折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此时，党对统一战线问题缺乏认识，主张“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联系”，对农民运动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分析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壮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确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1926年12月，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1500人左右，他们广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党领导的工运、农运极大支援了北伐战争。在北伐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先进的政治力量，从而选择加入共产党，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全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25年1月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增长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的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很多政治策略，突出表现在没有真正把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共产党员人数锐减到1万人，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万人，大革命失败。
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曲折与成长
针对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后来曾说，“1927年，老蒋够厉害啦！他把我们像鸡蛋一样地摔在地上，可他没想到，当时国外的许多智者也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孵出小鸡来！”这里所说的“小鸡”指的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标志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始。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建军和思想建党的原则。
1931年，党在政治建设上形成了一条团结凝聚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总路线，规定“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土地革命总路线的实施，使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党在根据地的威望和支持度迅速攀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这个时期，党在25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30万人。
尽管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可是他提出的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认可。一边是党中央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另一边是毛泽东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政治挫折。王明的“左”倾错误，加之反动派力量的异常强大，直接导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几乎可以说我们党“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方面，经过长征之后，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损失极大，90% 以上的根据地丢失了，红军锐减到3 万人。另一方面，长征是全党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促进了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长征锻炼、教育了党的革命队伍，我们党开始努力克服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解决人事和军事等问题，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集中统一领导。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当时准备要全面侵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首先得到了处于祖国大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的赞同、支持。
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一政策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统筹考虑国内外舆论、综合权衡国内外形势以及敌、友、我力量对比情况之后，从民族救亡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基于这样的统战政策，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斡旋下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
三、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政治成熟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坚定地、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领导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最大区别是：共产党实行扎根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蒋介石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指导思想，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其实质是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
政治路线的差异成为国共实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百折不挠，铁一般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把领导人民抗日救亡作为最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恰因此，我们党在敌、伪、顽的犬牙交错中生存发展壮大起来，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
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我们党在政治方针、政权建设上采取了两项重要的务实政策：一是为了让阶级矛盾这一次要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削弱封建剥削，而不急于消灭封建剥削。二是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样就把根据地几乎所有的爱国政治力量都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发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进攻，加上苏联红军的帮助，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期间，为了清算王明教条主义思想流毒的恶劣政治影响，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展了全党性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全党在党的七大时达到了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成熟。伴随着党的成熟，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121万，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达到120万，民兵260万，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1亿人，为解放战争打败蒋家王朝的反动落后统治打下坚实基础。
四、党经过解放战争最终领导人民成功夺取全国政权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举国思盼和平，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尽了最大努力。但国民党一意孤行搞一党独裁，首先发动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共产党被迫应战，国共再一次刀兵相见。
在内战开打的前一个月，即1946年5月，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五四指示”，1947年10月制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路线。此外，大力减轻农民税负负担，及时纠正土改中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多予少取”的政策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了很强的获得感，我们党赢得了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从而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补给、人力支援和物质保障。
再者，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还加强了国统区的工作，宣传党保护、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统区受官僚资本压制盘剥的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消除了。因势利导加强对小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的组织领导，形成了反蒋“第二条战线”。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总结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或曰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最终，我们党把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展现出极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使国民党陷入孤立，在赢得民心汇聚民力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全国政权。
五、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对公关发展的几点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成功之路，对推进新时代公共关系高质量发展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独立自主，开拓创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创新，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大到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小到每个组织、每个企业、每个人的每项具体工作，都不能照搬书本教条式的“模板”、延用过去陈旧“母版”、套用他人成功的“翻版”，都应根据实际任务和面临的具体形势、具体条件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否则就很难走向成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关理论的创新发展，还是社会组织、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成功开展，无不如此。
第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私,百智之宗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一心为民、立党为公的初心，始终不忘初心，始终为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强盛、谋复兴，勇于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所以才能够不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所以才能够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社会组织或企业来说，只有忠诚为社会大众服务，忠实履行社会责任，才能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自身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
第三，统一思想，严明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制定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严明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旗帜鲜明地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全党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思想一致、步调整齐，所以才能在忠实践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凝聚起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这对任何一个组织和企业来说均有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领导正确，维护核心。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程，以遵义会议召开的1935年为分割点，前14年，由于没有一个洞察国情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屡犯右或“左”的错误，革命历经挫折，两次几乎陷入绝境；后14年，自从有了毛泽东这位英明的领导核心之后，革命总体上看比较顺利，没有再犯过全局性错误，党领导人民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这对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和企业顺利实现公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目标都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第五，作风优良，重视形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作风建设，重视党的形象，所以才能以共产党人的崇高人格和革命风范赢得人民的信任。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到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到党的七大总结的“三大优良作风”，再到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等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对任何组织、企业、个人都具有直接的警示教育意义。
（作者简介：刘占全，临沂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凌霄，临沂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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